苹果日报要闻港闻论坛:民主的精髓

201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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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反服貿佔領立法院,獲得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台灣《蘋果》

 

在社媒為立院的同學和公民們發消息的過程中,不少人說:沈彤,你要用天安門的經驗、用佔領華爾街的經驗教教他們。
我覺得沒有甚麼可教授的。学生反黑箱服贸佔領運動做得很好,道義感召層面做得好,訴求、議題方面做得好,佔領、組織、宣傳技術層面做得好。我唯一遺憾的是身在遙遠的紐約,不能像3.19槍擊事件之後的中正紀念堂學運時那樣,和大家一起風餐露宿。
台灣結束威權建立民主的過程來之不易。民主伊始,各種亂象不可避免,只有回到公民廣泛地參政、議政,才能不斷地把台灣民主──華人社會唯一的相對穩定的現代民主政體推向成熟、穩定、有效。
佔領立法院的公民:你們看似非法的行為是正義的!民主的精髓在於公民議政、參政。惡法要反!公民在遵守法律的責任之上還有公民抗命權。民主的核心原則、憲法精神、法理高於具體的法條。作為一名華人,作為一名社運人士,我為你們加油,以你們為驕傲,以你們為榜樣。
民主不是幾個人的民主,不是一個議會委員會的民主,不是一個立法院黨團的民主。民主是全體台灣人民的民主。反服貿運動不只是一個反對的聲音,而是一個主張程序正義,引領台灣回歸民主根本的運動。

沈彤
89天安門學生、紐約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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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媒体错译 Fortune Small Business

2007/11/21
关于中文媒体严重错误翻译,不加核实而广泛转载美国杂志Fortuen Small Business关于沈彤及其媒体软件公司VFinity的报道。
  • 错误翻译的几个重点
  • 翻译来源-多维新闻-“更正“过程中的恶行恶状
  • 香港明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美国之音 (VOA), 台湾中国时报 (Taiwan) 等转载过程中不做基本专业核实
  • 多维等媒体的错译中文全文
  • Fortune Small Business的英文原文
  •  

     

    错误翻译的几个重点

    1. 沈彤“强调,现在对他最重要的事是成功和致富”

    原文是沈彤对于89当年的学生现在强调发财致富而感慨,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Tong went on to muse about his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few of whom are still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ur 20s we thought that democratization and ending corruption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he said. “N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re succeeding and becoming affluent.”
    直译:彤若有所思地(muse)谈到他那一代的活动家已经很少与政府冲突。

    上下文:此段采访的整个谈话背景是沈彤与记者多次感慨他在国内遇到的八九一代当年以生命与政府抗争,而现在很多人不问政治正义公理,一心致富。所以这次沈彤回国没有像1992年那样有民运使命,而是想观察和了解。

    原文的上下两段翻译:
    上段:当我问他是不是不问政治了,他摇头:“当然不是,”又很不耐烦地大声(snapped)说,“我不是带着使命而来。我在观察(中国的现状),【而且】我要诚实地反思(流亡后十年所从事民运)的效果。”(Tong shook his head when I asked whether he considered himself post-political. “Of course not,” he snapped. “I’m post-political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m not coming back on a mission. I’m observing. [But] if I’m being honest, I have to ask if I’m making a difference.”)

    下段:了解沈彤的人同意,他不是被财富驱使的。(Those who know Tong best, however, agree that he isn’t particularly motivated by money. )

    2. 沈彤“北京推销监控软件”

    VFinity的软体平台不是过滤或监控技术,而是一个Web媒体平台,让使用VFinity平台的企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储存、管理、制作、编辑、发布、分享多媒体内容。 就如电话和电话监控的区别一样。

    沈彤即不像报道中提到的“经常往返中美两地”,更没有在中国推销产品。

    3. 沈彤“推销可以被国家安全部门用作监控公众的电脑软件”

    原文称VFinity在中国的客户包括中国政府的各个部委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但这是记者的演绎和猜测。随后记者用以下方式诠释他的猜测:彤对于他和政府部门合约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他否认VFinity向军方或国安部门直接售卖软件。但彤承认他无法控制什么人从零售商购买他的产品。

    Clients include Brandeis University, Taiwan’s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ng is understandably reticent about his government contracting work in China. For the record, he denies that VFinity sells software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or other state security agencies. But Tong admits that he can’t control who buys his products through local resellers.

    上下文:采访中的这一段,是记者在从北京回到美国之后,想以被中国政府监控的八九学生卖给中国政府监控软件的角度影射沈彤和VFinity。但有事实上的困难,

    1. VFinity不是监控软禁,甚至不是过滤软件。对此,记者多次采访VFinity的员工和客户而不能证实VFinity有任何监控能力,所以在文章中从没有直接说VFinity是监控软体。但他在一个采访的追问中提到,如果一个监控机构需要处理大量的影音内容,用VFinity是否有帮助。VFinity的一个北京同事回答:当然,VFinity是很强的影音标记和搜索引擎,任何影音库都可以获益;不过这就像说一个图书检索系统是文字控制的警察国家的帮凶,或是说政府电话监控要让发明电话的爱迪生承担责任一样荒唐。不过记者在最后的文章中只用了这个回答的前三分之一句。
    2. VFinity在中国事实上没有监控机构和军方的用户。记者对于政府用户的猜测一直是采访中重复的问题,但不能得到证实。后来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广泛的两个问题
      1. “VFinity在中国的用户有没有可能是政府用户?” VFinity同仁的回答:我们的现有市场是大学和文化机构。在中国国内,有预算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大多是官方办的。我们的目标市场之一是广播电视,在国内全是政府所有。
      2. “VFinity的产品有没有可能接触到其他政府机构?“  VFinity同仁的回答:我们正在以开发经销商方式拓展市场。经销商有可能接触到各种客户。
    – “有逻辑可能但无事实”变成“有”;
    – “中国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变成“中国政府的各个部委”;
    – VFinity和沈彤直接的澄清变成“他否认和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翻译来源-多维新闻“更正”过程中的恶行恶状

    VFinity市场部门在文章发表之后对直接失实的内容作出更正。更正内容如下。但多个报刊和网站已经以讹传讹。对于英文原文中,记者凭借想象的部分没有事实依据,但也没有事实错误,只是为了抢眼的标题和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来剪裁事实、自说自话,违反新闻报道和分析的基本专业标准。而原译者多维的翻译与标题就有太多事实上的谬误。

    VFinity市场部门作出的更正(中英文)

    多维今天关於万视科技VFinity的头条报导严重失实而且误导大众。VFinity的软体没有中国国安和中国军方的使用者。没有中国政府用VFinity来监视民众。VFinity的软体平台不是过滤或监控技术,而是一个Web媒体平台让使用VFinity平台的企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储存、管理、制作、编辑、发布、分享多媒体内容。 多维对财富杂志文章的翻译也非常不准确。例如,财富杂志通篇没有一处指出中国国安是VFinity客户,也没有指出中国政府用VFinity来监视民众。

    The article about VFinity published in today’s Douwei News (DWNEWS.COM) is inaccurate and grossly misleading. VFinity software is not being us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 surveillance. VFinity is not surveillance and filtering software, rather i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ll users OF AN ENTERPRISE THAT LICENSED VFINITY SOFTWARE open access to digital content through a Web browser from anywhere. (chinesenewsnet.com) Further, Douwei News did not accurately translate the Fortune article profiling Shen Tong. For instance, no where in the article does Fortune charge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is using Vfinity software, nor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is using Vfinity software to spy on its own people.”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社编者按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社4日收到声称代表沈彤的来信,对多维关於沈彤的一篇报导提出意见,指”多维今天关於万视科技VFinity的头条报导严重失实而且误导大众”,事实上,有关沈彤公司软件被中国政府所用,早已有消息人士向多维社提供。有关沈彤的行为,多维社所披露的,只是所知的一小部分。 最近,财富杂志文章小企业版的文章,对沈彤公司软件的可能流向作了报导。读者可参考英文原文,作出判断。 多维社并没有”非常不准确”地翻译财富杂志文章小企业版文章的原文,来信有关所指并不是多维所为。 我们对我们所披露的内容深具信心。但是,为了让沈彤代表的意见得到表达,多维社全文发表其来信。

    注:多维和明镜(chinesenewsnet.com)在2009之前有何频主持,后易手卖给于平海。在多维错误的中译文发表之后,网民做了中英文对比,随即有多条耻笑多维翻译的评论。几天之后,多维把这篇自称从内容到翻译都“深具信心”的译文联同网民评论从网站上删除了。无论是良心发现、知耻、策略或商业考量,这个行为本身值得肯定。但多维的文章与标题已经以讹传讹被广泛转载,而更正和删除却无一家转载。多维的这种做法与中国政府在2005年之后的网路与新闻控制政策一样,积极和巧妙地引导舆论,以“翻译”和“转载”外电和其他刊物的方法,从有多种声音的自由媒体环境中,挑选中国政府定义为敏感人士的负面报道。必要时,断章取义。 “沈彤”一词是已知的中国政府网路监控的1400多个敏感词之一,在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上少有的沈彤新闻里,已知有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香港明报(转载多维社)的“新闻 – 新闻 > 世界报刊文萃学运领袖北京推销监控软件 沈彤强调发财最重要。

    香港明报, Singapore 联合早报, 美国之音 (VOA), 中国时报 (Taiwan) 等媒体以讹传讹, “转载”的中译全文

    【18年的记忆】之 18年前的领袖北京推销监控软件 18年前的领袖北京推销监控软件 沈·彤强调发财最重要

    2007-05-05


    香港明报报道,18年前的北京学  运领袖沈·彤目前已成为美国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老板。沈·彤的公司在北京设有办公室,而他则经常往返中美两地,推销可以被国家安全部门用作监控公众的电脑 软件。沈·彤否认向军方或国安部门直接售卖软件。他并强调,现在对他最重要的事是成功和致富,“我无法控制什么人从零售商购买我的产品。”

    美国《财富》杂志小企业版日前发表名为《一个天安门造  反者成为富翁》(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的报道。指今年39岁的沈·彤于2000年在纽约经营一家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电视 台使用的搜索软件。该软件就像一个图像化的Google,允许任何用户创作或编辑图象文件,然后上传至公司服务器或网上任何地方,而且能够让用户轻易地就 找到文件。

    美国创立科技公司

    报道称,沈·彤的公司在纽约、台北和北京都有办公室,客户包括台湾大学和中国政府。记者问沈·彤,如果其开发的软件直接或间接地被用作监控公众的工具, 是否违背他的道德原则。沈·彤耸耸肩说:「我从不怀疑技术既可以用在好的和坏的目的上。电脑和电话也可以被好人和坏人使用。」

    软件可作监控工具

    报道称,中国政府允许沈·彤返回北京,条件是不涉入政治活动,但他在北京的活动亦被监视。外出时经常有挂着政府车牌的私家车跟着他。沈·彤接受访问时, 对“天 安·门”一代人进行反思。他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是致富。”

    首个离国学生领袖

    1989年,沈·彤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曾任学   运组织「高  自  联」常委。事件后,他逃往日本,之后转赴美国,成为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  运领袖。沈·彤抵美后,除了继续读书,还与吾·尔-开-希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会」。到90年代后期,沈·彤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业,2000年创 办万视科技公司,现有员工45人。

    学运领袖北京推销监控软件 沈彤强调发财最重要

    (2007-05-05)

    (联合早报网讯)明报报道,18年前的北京学运领袖沈彤目前已成为美国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老板。据美国传媒报道,沈彤的公司在北京设有 办公室,而他则经常往返中美两地,推销可以被国家安全部门用作监控公众的电脑软件。沈彤否认向中国军方或国安部门直接售卖软件。他并强调,现在对他最重要 的事是成功和致富,「我无法控制什麽人从零售商购买我的产品」。

    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小企业版日前发表名为《一个天安门造反者成为富翁》(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的报道。指今年39岁的沈彤於2000年在纽约经营一家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电视台 使用的搜索软件。该软件就像一个图象化的Google(互联网搜寻器谷歌),允许任何用户创作或编辑图象文件,然後上传至公司服务器或网上任何地方,而且 能够让用户轻易地就找到文件。

    美国创立科技公司

    报道称,沈彤的公司在纽约、台北和北京都有办公室,客户 括台湾大学和中国政府。该杂志记者问沈彤,如果其开发的软件直接或间接地被用 作监控公众的工具,是否违背他的道德原则。沈彤耸耸肩膀说:「我从不怀疑技术既可以用在好的和坏的目的上。电脑和电话也可以被好人和坏人使用。」

    软件可作监控工具

    报道称,中国政府允许沈彤返回北京,条件是不涉入政治活动,但他在北京的活动亦被监视。外出时经常有挂政府车牌的私家车跟他。沈彤 接受访问时,对天安门一代民运分子进行反思。他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是 致富。」

    首个离国学生领袖

    1989年沈彤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曾任学运组织「高自联」常委。六四事件後,他逃往日本,之後转赴美国,成为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运 领袖。沈彤抵美後,除了继续读书,还与另一名被通缉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会」。到90年代後期,沈彤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 业,2000年创办万视科技公司,现有员工45人。

    Muzi.com : 木子网(中文) : 夜光新闻

    沈彤–昔日的民运人士,今天变身企业家
    2007-05-04

    分类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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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中国学生在逃到美国以后,变身企业家回到了中国,与自己以前反对的政府做生意–他是沈彤,一位曾表现激进的民运人士,因声称潜回中国从事地下活动在美国媒体上高调一时,亦曾是台湾媒体上的丑闻主角。消息人士对多维社说,他的软件被中国政府用来监视民众。

    美国《财富》杂志小企业版(FORTUNE Small Business Magazine)最近一篇报导(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对此有较细致的披露:

    这是一名曾为北京政治异议分子的美籍华裔软件开发商;一名曾经参与领导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企业家;一位年轻的资本主义者,他现在卖的网络软件,既可以打开中国社会的大门,也可以帮助保持大门关闭。

    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制定和执行公民生活条规的专有权力。但驱动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是像沈彤这样无所顾忌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

    一旦沈彤离开他位在北京东北面的新科技办公区时,就会有一辆挂着政府车牌的黑色奥迪轿车跟着他。这次,他前往CNN的北京分社,和来到清华的网络软件研究中心作他的产品推销。

    《财 富》杂志小企业版说,现年39岁的沈彤在纽约市经营一家新兴的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他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广播电视台用的软 件,就像可以用来管理多媒体文件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就像一个图象化Google一样。该软件允许任何用户创造或者编辑图象文件,然后上载至公司服务器或 者网上任何地方,而且,能够让用户轻易的就找到它。

    沈彤指出,简单来说,这个概念就像是电视台里的网路搜寻引擎Google,它可以因为电视台数位化而所有节目内容由类比讯号转换成数位讯号后,再交由万视的软体统一管理。

    1980年代末,沈彤是一名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学生,他成为当时横扫中国各城市大学的学生运动潮的一分子。

    沈 彤在他1990年的回忆录《几乎是一场革命》(Almost a Revolution)中清晰的记述了这段血腥经历:“数百人冲上大街,组成一堵围墙,但是,就当他们刚进入街中心,一阵机关枪扫射驱散了他们。中弹的人 倒到地上,一动不动。我对自己说,这些人死了。这些子弹是真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里,沈彤在世界各地旅行,宣传中国民主运动,与Vaclav Havel和达赖喇嘛等国际名人亲密的交换意见,同时过着罗曼蒂克的快乐生活。

    但 是,到1990年代末时,沈彤把他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业。他于2000年创建万视科技,自那以后,在angel financing中筹资到了1,000多万美元。这间公司有45名雇员,在纽约市、台北和北京都有办公室。公司客户包括Brandeis大学、台湾国立 大学和中国政府的各种部门。

    自然而然,沈彤对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合同三缄其口。就台面记录来看,他否认万视科技向中国军方或者其他国家安全部门直接卖软件。但是,沈彤承认,他无法控制谁从零售商那里购买他的产品。

    而 且,万视科技官方网站上把监视业列为众多他们公司希望通过他们公司的看家产品万视科技2.3改变的行业之一。他们的宣传并仅仅以此而已:“每年保安摄像器 都会录制成千上万小时的录像。如何在一个地方存储这些录像,并能够方便的取出这些录像供专业保安人士使用是一大挑战。万视科技可以做到这点。”

    尽 管,你无法否认监视录像记录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隐私权拥护组织一直对越来越普遍的摄像监视表示不满。但是,万视科技的宣传文字在一个像 中国这样的警察国家里有了更邪恶的意义。当你考虑到万视科技的创建人曾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抵抗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党直到现在还继续跟踪他的一举一动 时,而这些轻快的语言看起来似乎完全是超现实的。

    沈彤和记者曾在电话上,和某天晚上在咖啡厅里讨论过这问题,他指出,尽管万视科技的图象平台加入了先进的面貌分辨技术,他们公司选择从其他开发商那里引进这种能力,而不是自己写这些程序。

    他说:“这是条我们不想越过的界限。”当记者问沈彤,当他直接、甚至间接的向可能把他的产品用作镇压工具的客户卖软件时,是否违背了他的道德原则时,他耸耸肩膀。他说:“我从不怀疑技术既可以用在好的和坏的目的上。电脑和电话也可以被好人和坏人使用。”

    但是,他认为万视科技最终会帮助好人,因为他赋予普通人像专家一样管理媒体的力量。他说:“一个把媒体交给任何人的系统无疑是个解放民主的物品。这是创办这家公司的起始宗旨。”

    《财 富》杂志小企业版说,如果解放中国人民确实是万视科技的企业目标,这公司在中国将面对重重困难。天安门事件18年后,中国仍然是个充斥着官僚主义的警察国 家,政府下达法令,然后用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众舆论受到严格的监控:近年来,无数中国记者和维权人士因为敢于触及像民主、爱滋和腐败等“敏感”话题被 关入监牢和受到骚扰。

    他说,政府当局容忍了沈彤到北京访问,条件是不涉入中国政治活动。看来沈彤是遵守这一点的。但是当我问,他是否自视为 后政治人物了。沈彤马上打断说:“当然不是。我只是没有再带着任务回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后政治人物。我现在是一名观察者。不过假如我是诚实的,我必 须扪心自问,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起了变化。”

    沈彤继续对他们这一代人的民主运动活动进行反思,他们之中还在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他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是致富。”

    有 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和他的姐姐沈清(Qing Shen,音译)一起吃饭,他姐姐40岁左右,活跃和精灵,是万视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曾经是北京一本精美的杂志的出版人和生活时尚的专栏作家,有过引 人注目的职业经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一家令人惬意和布满书籍的泰国风味餐馆里,记者向沈清提问说,为什么她认为她弟弟已经远离政治。

    沈 清一板一眼地回答说:“10年了,看不到什么结果,你就会厌倦了。中国还是没有多少民主。” 《财富》杂志小企业版说,那么是什么在推动沈彤前进呢?是雄心壮志吗,只能说它是部分原因。也许他不是渴望集聚个人财富,而是显然要使万视科技公司在市场 上取得成功。他也像那些最有魅力的领袖人物一样,知道如何雄心勃勃地推动一场更广泛的运动,那就是推动中国的民主或者是数字化媒体革命。但是,沈彤也相信 由用户控制的所谓web2.0媒体技术能够释放出人的潜力。

    他乐于向那些想知道有关信息的“专家分类”(taxonomy)与“民众分类”(folksonomy)之间区别的用户、记者和其他人侃侃而谈。

    杜 威十进图书分类系统(Dewey Decimal System)是一种传统的经典分类方法,目前在全球图书馆系统广泛使用,它们属于“专家分类”法,而YouTub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都 属于“民众分类”法或“草根分类”法,后者是在指,任何用户都有权去添加、组织和注释媒体的内容,无论是文字、照片还是视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用户 全权的分类方式。而万视科技公司提供的软件产品兼具这两种分类系统的长处,它既是前者又是后者,管理员可以对系统中的每个内容作出定义,而任何其他的授权 用户也都可以将自己的描述添加上系统中去。

    《财富》杂志小企业版说,是否“民众分类”解放了人呢?那要取决于用户怎么使用。目前不清楚的 是,谁会从基于这种技术的产品、例如万视科技软件中受益最多?中国政府里的神秘者,毫无疑问,这些人将使用这类软件来监控国内的人民,包括他们的自己人、 学者、维权人士和记者等,而这些人将使用这种软件来挑战政府的版本。

    走过天安门广场时,记者想到了沈彤。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方形 空间,南端是放置着供人瞻仰的末代专制者的毛泽东纪念堂;北面是故宫的城楼,原为帝王的宫殿,现在成旅游胜地;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中共在那里举行核心会议 而民众通常被拒之门外。几十名大多是年轻人的便衣警察在警戒线附近站着。到处都是摄像镜头,监视着巨大广场上的中外游人。

    Original Article from Fortune Small Business http://tinyurl.com/2a5zshd

    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

    After fleeing to the U.S., an entrepreneur returns to do business with his former oppressors.

    By Richard McGill Murphy, FSB Magazine

    First Published: April 17, 2007: 5:58 AM EDT
    shen_tong.03.jpg
    Tong, in front of the Great Helmsman’s jacket, during a business trip to Beijing.
    CHINA INC.

    The perils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Middle Kingdom More small U.S. enterprises have been entering China in recent years, attracted by low-wage manufacturing and a middle-class consumer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China is not an easy place in which to operate. Corruption is rampant: One Beijing-based U.S. businessman budgets $20,000 a year to bribe officials. The average bribe is $250, often payable in retail gift cards.
    The bureaucracy can be dauntingly complex. “The government isn’t just one Sauron,” says a U.S. entrepreneur who has had his share of run-i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t’s more like a lot of orcs.” One U.S.-backed Chinese travel website, Qunar (qunar.com), faced state wrath in January when it ran an aggressive ad comparing its lower fares with those of a politically connected Chinese-owned competitor. Although it wasn’t clear that the ad was illegal, officials forced Qunar’s marketing officer to apologize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ite (amcham-china.org.cn) has more on local business conditions.
    (FSB Magazine) — I’m standing in an elevator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It’s a cold, sunny morning. A stiff breeze has banished the city’s habitual blanket of brownish-gray smog, and the air outside is crystalline. I start to introduce my translator to Shen Tong, an American entrepreneur, and his team of Chinese engineers and sales representatives. But Tong shakes his head sharply, and I fall silent. We are not alone.

    What kind of U.S. entrepreneur gets followed around Beijing by agents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hina’s version of the FBI? Answer: A Chinese-American software developer who was once a political dissident right here in Beijing. An entrepreneur who helped lea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at led to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of 1989. A young capitalist who now sells Internet software that could open up Chinese society – or help keep it closed.

    Tong’s story is modern China writ small. The Communist Party still claim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and enforce the rules by which citizens live. But China’s astonishing economic growth is being driven by freewheeling entrepreneurs such as Tong, not by the government.

    In 1990 the state controlled 83 perc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about 70 percent of China’s GDP is generat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is dominat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uch weighs in the balance. Will the private sector’s growing power eventually make China more democratic (and more open to U.S.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or trigger more repression?

    A black Audi Sedan with government plates trails Tong as he makes his way around the Chinese capital from his office in a new technology office park in northeast Beijing. He’s come to make sales calls at CNN’s Beijing bureau and at an Internet software research center here at Tsinghua, an elite technology school often compared to MIT.

    Usually the watchers keep their distance, but this morning one of them actually pushes his way into the elevator with Tong. In the corner of my eye, I see a nondescript man of about 40. He wears a black leather jacket and clutches a cell phone in his right hand. The man stares straight ahead, as if he were minding his own business and not Tong’s.

    Later Tong tells me that he doesn’t usually speak to the watchers. “They would consider it offensive,” he says dryly. “They’re supposed to be undercover.” But the entrepreneur was driven to address his minders on one occasion last year,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in the lobby of the China World Hotel in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agents commandeered waiter uniforms from the hotel restaurant, he says, so that they could spy on him more discreetly. It didn’t work. Tong recalls, “I walked up to one of [the agents] and said, ‘You look ridiculous. You know that, right?’ And the guy blushed!”

    At 39, Tong runs a New York City software startup, VFinity (vfinity.com). His main product is a browser and search engine that universities, broadcasters and the like can use to manage their multimedia archives. Think video Google (GOOGFortune 500). The software allows anyone who owns, creates or edits a video to tag it and put it on a company server or anywhere on the Internet in a way that makes it easy to find. The company’s biggest market to date has b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 card-carry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hipoisie, Tong lives in downtown Manhattan, favors black clothing and collect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with an aesthete’s devotion and a businessman’s keen eye for future appreciation. During his one free afternoon on a recent business trip to Beijing, he sauntered through a series of galleries in Beijing’s über-trendy Dashanzi (“798”) district, an industrial area near the airport tha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 recent years by an influx of artists, gallery owners and chic cafés.

    Tong bought a pair of paintings, posed for pictures near an outdoor sculpture of an empty Mao suit, and pointed out Chinese graffiti scrawled on one of the old factory walls. “Freedom belongs to the people,” Tong translated for me. “Wow! I’m surprised to see something that bold here. And look underneath: It’s signed ‘007’!” Tong laughed. Fifty yards down the street, his personal Agent 007 loiters in the late-afternoon gloom, wearing a short zippered jacket with a fur collar.

    Chinese government concern about Tong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980s. As a biology student at Beijing University, he became deeply involved in a wave of student activism that was sweeping campuses in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across China. At the peak of the movement in the spring of 1989, some one million Chinese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labor activists staged a peaceful occupation of Tiananmen Square in central Beijing, calling for more democracy and less government corruption. During the Tiananmen occupation, Tong ran a movement press office that published an underground newspaper and operated a pirate radio station that broadcast out of his dorm room.

    “He was a poster boy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 good-looking but also bright and thoughtful,” recalls Jaime FlorCruz, a veteran China watcher who covered Tiananmen for Time magazine and now serves as CNN’s Beijing bureau chief. (Time and CNN, like FSB, are owned by Time Warner.) Tong also participated in efforts to negotiate a peaceful end to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student dissidents and the Communist regime led by Premier Li Peng.

    Those negotiations failed. On June 4,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anks rolled into Tiananmen Square.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unarmed Chinese civilians were gunned down in the streets surrounding the square.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police and soldiers were beaten to death by enraged demonstrators after the shooting started.

    Tong evoked the violence vividly in his 1990 memoir, Almost a Revolution: “Hundreds of people rushed into the avenue to put up barricades, but as soon as they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a spray of machine-gun fire scattered them. People who had been hit fell to the ground and lay still. Those people are dead, I thought to myself. The bullets are real.”

    A ‘charmed life’

    The police came looking for Tong at his college dormitory and at his family’s house in Beijing. He went into hiding when the shooting started and fled China a few days later. He made his way to the U.S., took a biology degree from Brandeis, and pursued graduate studi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at Boston University, living on scholarship, consulting and freelance-writing income. He also launched a nonprofit called the Democracy for China Fund,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dissident networks in China.

    For a few years after Tiananmen, Tong traveled the world, speaking abou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obnobbing with international icons such as Vaclav Havel and the Dalai Lama, and generally leading the charmed life of a romantic young dissident who had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perhaps the most dramatic popular uprising of modern times.

    “What he did was courageous, but also prudent in a long-term way,” said the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philosopher Harvey Mansfield, a Harvard professor who mentored Tong during his graduate-school days. “He wasn’t just angry for the moment. He also had big plans, and I think still has big pla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We have to hope that they come true.”

    But by the late 1990s, Tong had turned his attention decisively from politics to commerce. He founded VFinity in 2000 and has since raised more than $10 million in angel financing. The closely held company has 45 employees and maintain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Taipei and Beijing. Clients include Brandeis University, Taiwan’s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ng is understandably reticent about his government contracting work in China. For the record, he denies that VFinity sells software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or other state security agencies. But Tong admits that he can’t control who buys his products through local resellers.

    Good and bad technology

    And VFinity’s Web site lists surveillance as one of the many industries that the company hopes to transform via VFinity 2.3, its flagship product. The marketing pitch continu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ours of video are captured by security cameras every year. The challenge is to store this video in one place and make it intelligently retrievable for quick and accurate use by security professionals. VFinity meets this challenge.”

    Privacy advocates in the U.S. have long expressed discomfort with the increasing ubiquity of video surveillance, although you’d have to be the Unabomber to deny that video has a useful role to play in law enforcement. But VFinity’s marketing literature takes on more sinister connotations in a police state such as China. And the breezy language seems downright surreal when you consider that the founder of VFinity spent more than a decade struggling against China’s communist regime, which continues to track his every movement today.

    Tong and I discussed this question over the phone and late one night in the coffee shop of my hotel, where he insisted on sitting with his back to the wall so that he could keep one eye peeled for his minders. He noted that although VFinity’s video platform incorporates advanced facial-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company had chosen to license that capability from another developer rather than creating it in-house.

    “That’s a line we don’t want to cross,” he said. When I asked Tong whether he was crossing an ethical line by selling his software, even indirectly, to customers who might use it as a tool of repression, he shrugged. “I have no illusion that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good and bad purposes,” he said. “Computers and telephones can be used by good guys and bad guys.”

    He argues, however, that VFinity will ultimately help the good guys, because it puts the power to manage media into the hands of ordinary users as well as experts. “There’s no doubt that a system designed to put media into anyone’s hands is liberating,” he says. “Tha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founding this company.”

    Leaving political life

    If liberation is indeed VFinity’s corporate goal, the company has its work cut out for it in China. Eighteen years after Tiananmen, China remains a bureaucratic police state whose government passes laws and then interprets them to suit itself. Public speech is tightly controlled: Numerous Chinese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have been jailed and harassed in recent years for daring to broach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democracy, which remains a mostly abstract concept, HIV/AIDS (all too real) and official corruption, which permeates society.

    The Keystone Kops who follow Tong around Beijing represent a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 that struggles to monitor public gatherings, phone communications and every online keystroke by China’s 137 million Internet users, who are discouraged from accessing subversive content by a vast state filtering system known a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tolerates Tong’s visits to Beijing, he says, on condition that he stay out of Chinese politics. He seems to keep his side of the bargain. But Tong shook his head when I asked whether he considered himself post-political. “Of course not,” he snapped. “I’m post-political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m not coming back on a mission. I’m observing. [But] if I’m being honest, I have to ask if I’m making a difference.”

    Tong went on to muse about his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few of whom are still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ur 20s we thought that democratization and ending corruption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he said. “N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re succeeding and becoming affluent.”

    Those who know Tong best, however, agree that he isn’t particularly motivated by money. I dined in Beijing one night with his older sister Qing Shen, a lively, elfin woman of about 40 who co-founded VFinity and has had a high-profile career as a glossy-magazine publisher and lifestyle columnist in Beijing. Over Thai food in a cozy, book-lined restaurant near Workers Stadium, I asked Qing why she thought her brother had left political life. “After ten years you get tired of not seeing results,” she replied matter-of-factly. “There’s still not much democracy in China.”

    Taxonomy v. folksonomy

    So what makes Tong run? Ambition, partly. While he may not hunger for personal wealth, he clearly wants VFinity to succeed in the marketplace. And like most charismatic leaders, he knows how to harness his own ambition to the power of a broader movement, be it Chinese democracy or the digital media revolution. But I think Tong also believes his rhetoric about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user-controlled, so-called Web 2.0 media technology.

    He loves to lecture customers, journalists and anyone else who will listen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axonomy,” a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in which experts provide all the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and “folksonomy,” a system in which ordinary users make up their own descriptions on the fly. The Dewey Decimal System is a classic taxonomy, still used in libraries worldwide. Web 2.0 services such as YouTube and Wikipedia are folksonomies in the sense that any user has the power to add, organize and annotate the media content, be it text, photographs or videoclips. VFinity is both taxonomy and folksonomy: The administrator can define rules of description for every piece of content on the system, but any authorized user can also add his own descriptive fields.

    Is folksonomy liberating? That depends on how it’s used. And it remains unclear who stands to benefit more from folksonomy-based technology such as VFinity: Chinese government spooks, who will undoubtedly use it to spy on their own people, or scholars,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who could use it to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s version of reality.

    I thought about Tong as I walked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the other day. The square is actually a giant rectangle, bounded on the south by Mao Zedong’s mausoleum, where the late dictator lies embalmed in a glass case for all to see. It’s flanked on the north by the w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once home to Chinese emperors and now a tourist attraction, and on the west by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holds conclaves from which ordinary citizens are normally excluded. Dozens of plainclothes security personnel, mostly quite young, stood around the perimeter. Surveillance cameras were everywhere, scanning the crowds of foreign and Chinese tourists who drifted through the vast, echoing space.


    The Amibitions of Liberal Elite and Liberalism / 精英的抱负与自由主义——与哈维·曼斯费尔德的访谈

    2000/01/11
    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
    地点: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

    沈:首先请您谈一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史。你较为独特地把自由主义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马基雅里。

    曼: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倒不主要是实践和制度,而是实践和制度背後的思想。自由主义是一个庞然大物,大到可以将其理解为整个的现代性—— 即关於什么是现代。自由主义现象包括各种自由主义的努力,以及反自由主义的各种努力,如种种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其规模远远宽泛於今天所指的自由主义。自 由主义可以说是源於马基雅里,虽然马基雅里明明白白的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今天的《华尔街时报》有专文谈论千禧年,被访者被问及过去千年中最为重要的变 化。(象我意料之中的一样,最有意思的是索尔任尼琴的回答。)(2)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这个问题本身的提出:把变革和创新作为最重要的,我们生命 的意义始於对新的追求。这种思想开始於马基雅里:为了新奇而寻求新奇。新的事务是好的,好的事务必然是新的。进步的概念和对进步的追求是自由主义重要的一 部分,马基雅里是始作俑者。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更严格地定义是指一个由权利构成的社会。这里的权利是人的权利,而不是某个人群、某个种族、某种性别的权利。 因此,自由主义是普适性的,是有关人性的理解和原则。基於一个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可以从你那夺走的人性。你总是具有这种人性,你的所有权利就基於这种人 性。其来源不是他人,也不是由政府赋予你。

    沈:关於人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自由主义面临着对人性理解的危机。

    曼:自由主义正在面临这一危机:单一、固定的人性的存在受到怀疑。卢梭就认为是历史[过程]而非固定的天性…到了尼采,这种认知达到高潮,远远超出卢梭。达尔文的人性进化论也是一种来源。这些认知至少对单一人性和固定的权利提出置疑。

    沈:在西方,个人作为最基本的、同时也是终极的单元以用来建立正式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因此提出人的本性的问题,以及与人性相关的各种权利。现 代西方,如霍布斯,提出了自由作为免於外在干扰的定义(消极定义)。中国传统中,人性是在几种明确的社会关系之中定义的,存在於一定的社会过程之中。这些 关系和过程构成个人的重要部分。个人不是社会海洋中的孤岛。(当然,消极定义的自由在西方也是现代才发生的。)

    曼:霍布斯和洛克以及其他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把个人定义为一种在社会之外的可能状态–天然状态(the state ofnature)。那是早期的自由主义。不过这种自然状态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约翰(罗尔斯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概念 就是一个例证。但自然状态论更多地被一种对个人在自由社会(或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理解所取代。自然状态论太过抽象而失去了说服力。把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各 种利益构成全部抽空,是过分的抽象化。人以衣裹体,人有所喜所厌、远近亲疏、亲戚朋友、以及共同文化。自由主义不是要毁灭所有这些,而是去试图重新定义。 自然状态概念是用来把社会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不太过强求、太过骇人、太过於集中权力,由此使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彼此之间有一些距离,也不总是有某种主宰的权 威高高在上。

    沈: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根本的那些权利,需要来自於对个人的某种理解。这种的个人即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抽象意味着所有的个人都有的共性;具体 是指每一个实际的个人。这些都需要回到对个人的定义,以及对人性、对某种原初状态的假设。盖尔纳(Earnest Gellner)曾经有“在石器时期的人 手中的未决定票(the swing vote of the stone age man.)”一说,意指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对人性的探讨基於某种假设的天然、原始状态。卢梭、霍布斯、黑格尔等理论体系都需要这类预设。

    曼:自由主义并不积机(正面)地给出定义,而是消极定义–那些消极的特点使人游离在社会化过程之外。譬如,你需要自我维护(self- preservation)。但这并不告诉你什么是自我,以及为什么你要维护这个自我。只不过是说人们确实有这种欲望。在霍布斯那里,没有对自我的积极定 义。

    沈:在你的著述中,你看起来是预设某种人性的。有些人想要提升自己,想要出众和超前,他(她)们更关心创造。而其他的人想要从前一类人的创造中 获利;这些人更加关心舒适和安全。你把这两种人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少数)和民主大众(的多数)(the liberal few and democratic many)。自由主义曾经是一种解放(liberalism as liberation)。你在纪念美国独立战争二百周年的文章中,提出关於革命的权利。这种角度在今天的消极自由主义论述中很少有。自由主义本可以是 一种强大的道德来源。当我在八十年代第一次接触到罗尔斯的著作,我为道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论述的缺失而感到困惑。七、八十年代的罗尔斯用分析哲学巧妙地讨 论社会正义问题是在已经建立的自由社会的背景之下。我最近向陆柯(Steven Luke)直接提出了这种困惑,因为他也认为当今的自由主义者有过多的道德 断言。在你的著述之中,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与捍卫是主要的问题,而不是把它的存在当作不言而喻。

    曼:相对於今日的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作为革命思想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来说更有相关性。作为解放与革命的自由主义关怀的是整个自由社会的建立。 而晚近的北美自由主义[指罗尔斯理论]把自由社会的存在当作不言而喻,类似於马克思主义。罗尔斯关心的是在自由社会的前提之下,社会中“最不利的”的人 (“the least advantaged”)。他不考虑作为整体的自由社会;也不考虑政治的现实实践–从政的人总需要冒险,需要一种优秀的人,那些更 为有创业精神和那些要改良社会的人。那是一些相信进步的人,不光是意识形态和意见意义上的进步,更是可以承担生死风险的那些人。你可以称他们为冒险家,承 担的是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风险。

    沈:如果自由社会的建立需要有抱负的人(ambitious men),这种自由主义与卢梭、尼采、黑格尔又有什么区别?你所关心的那些有抱负的 精英,那些冒险家,以致於更加广义的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正是晚近西方自由主义所要防范的“积机自由”–向他人行使的权 力。你的著述主要关心的是自由主义的少数,而不是民主大众的多数。

    曼:我的这种关心源於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往往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持续地需要这种少数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总是强调这种少数和多数的区分。今 天我们不再用这种语言,而只是说人民;而人民中的少数与多数的事实上的区分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由主义的少数在黑格尔那里是被低估的,因为黑格尔总是 在讨论一个理性社会(rational society)。自由主义的少数是要冒险的,而冒险并不总是理性的。理性往往反对冒险。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理论所呈现的是理性的人是让他人去冒险,而自己希望在他人的成功之上“免费乘车”(free ride)。冒险总是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但同时抱负也是为自己的–既是公共精神的,又是自我中心的。在这种意义上,有抱负的人也不是理性的。你可能确实要造福於整个 社会,但你也先要确保自己为此而得到承认(recognition)。对於黑格尔来说,承认是一个理性过程–通过他人而考虑自己,而自由主义者的抱负 (the liberal ambition)是考虑自己先於他人。

    沈:换言之,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和保持需要两类不同的私利:有些人“免费乘车”得益於公共物品(publicgoods),有些人想要与众不同。这些与众不同的少数是通过冒险来自我实现的。但私利如何飞越到公益–即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和维护?

    曼:自由主义者的抱负有益於整个社会是因为他们把公益的发展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在政治领域,伟大的总统、受到尊敬的议员等等都是那些忠於 职守的人。他们不是只有简单的自私,不惜任何代价地握紧自己的公职(public office)的那些人;(沈:这点与时事很有关系[指克林顿弹劾 案]。)也不是那些庸才,或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沈:所以你认为有些人就是有这样为了公益的抱负?抱负是古今皆有的。也许古时更多,至少从历史记录来看。因为现代以前的历史倾向於记录伟人的事 迹。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抱负在今天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在穆勒的著作里,有那种不注重具体个人私利的人物。你的叙述中,这些人是现代的知 识分子和商人。你在一开始就把自由主义的定义与现代性相联接。而用抱负的发挥过程定义自由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创建,就预设了某种现代条件。这里存在着一个因 与果的问题。

    曼:自由主义意欲创造那些特定的现代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你可以通过扩大公益来满足自我的抱负。你的抱负可以通过从商来表达,而不一定要成为[古代的那种]征伐之人。你也可以钻研科学,拓展科学的前缘。如此种种都是满足抱负的和平途径。

    沈:作为雄心勃勃的现代人的自由主义者有别於古时的精英是因为他们不光得到私利,也同时增进公益。这是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 人的自由)有很大区别的。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和柏林的消极自由都强调私人领域的重要性,特别是不被公权力侵犯的神圣性。你是否认为你的论证可以超越积极 与消极自由对立的二分法。在柏林的这一著名区分中,消极自由是被强调的。这里强调很不幸地在中国被引申为在非自由社会里可以采取冷淡和犬儒主义态度的根 据。“作主”的自由(“Freedom to”即积机自由)可能导致暴政和权威主义,因此要告别积机自由,“告别革命”,根本取消任何意义上革命的合法性。

    曼:托克维尔谈论过一种不良的个人主义。这种不良的个人主义是指一种颇具影响的意见,认为个人是无力的,他是大众中的一员。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 的,除非是通过大的、强有力的国家。但当你利用国家的时候,国家也反过来利用你。而你会越来越倚赖国家,直至於变得更加无力。托克维尔的时期,人们认为民 主革命会带来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他不认为革命是一种危险,而是革命并不能真正地具有足够的革命性而[只是]形成大政府–无政府状态的反面。他的担忧源於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变革使社会解体,个人变得弱小而不能依靠自己。今天这依然是一种危险。通过那样的民主革命只能创造消极自由,而没有使你能够有 所作为。(这种的消极我是指负面的意思,与贡斯当和柏林的意义不同。柏林谈的是卢梭和霍布斯对自由定义的区分,而托克维尔谈的问题是柏林所忽略的。那就是 有了消极自由的人并不一定进取、参与社会、造福社会,他们可能不利用他们的自由。)

    走出这[个人主义]困境的方式是为那些自由主义的少数人提供余地、容量、可能性和机会,使那些想要有所作为而且有能力的创业型少数在政府之外组 织起来。如果是在政府之内的话,一定要确保[权力和政策过程]非集中的方式,而不总是通过一个中央权力。[一切都通过一个中央权力]只是会增加权力的单一 和冷酷。在自由社会中,权力应该是分散的(distributed),在政府之内和政府之外都是如此。而且权力的位置总是应该向那些新的有创业精神(有抱 负)的人开放,让他们能够[有机会选择]在边远的地方竟选职位,或开辟和经营新的生意。

    沈:这样作的方式应该不是高高在上的或藏在大众背後的?

    曼:你必须被民众选择(get elected)。在政治领域,你要诉诸民意;在商业领域,人们要乐意买你的产品–类似的一种诉诸民意。你必须 和民众相连。你没有超越他们的权力(power over them),而只有源於他们的权力(power from them)。

    沈:明确你所说的自由主义者:从政的人、从商的人、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他们的精英地位必须源於民众的认可。

    曼:对。他们必须被考核、或批准、或胜选、或产品畅销。你不能自以为是、特立独行,而必须按照社会的意见来造福社会 ((to benefit the society in the opinion of the society)。但另一方面,他们一旦当选或得到核准就应该有自由在政 经等领域去行事、去作为、去创造。而不是一言一行都被紧盯。

    沈:那知识分子呢?(人文、社科、自然科学、艺术方面的人士)

    曼:一个大分裂、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之间的“战争”早在十八世纪的卢梭就开始了。那时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商 人或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为狭隘、自私、只关心挣钱;而知识分子是思想开放和富於创造的。从那时起,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以攻击资产阶级来实 现自己的抱负,就很象时下的文化战。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的挣钱以及他们的价值看作是应该受到指摘和不诚实的、不具备表现力(un-expressive)和深远意义 ,是一种压抑(suppression)。社会需要从挣钱的欲望中被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通俗意义上的那种诚实中解放出来。)自 由主义的少数在这个意义上是分裂的。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回击的,他们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阵营之中,譬如支持资本主义的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 者(libertarian supporters of capitalism)。

    沈:这种现象[支持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在美国存在,在欧洲大陆则较为罕见。曼:对。不过在东欧,哈耶克、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是受到欢迎的。

    沈:在理想情况下,从政的人通过民选得到核准,商人则通过市场,那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通过什么机制?

    曼: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的设置使他们可以保持与公众舆论的一定距离。因而他们可以攻击民众和大多数人的想法。时下的 艺术大多是为了震荡大众。但大众很容易被震荡,他们甚至喜欢被震荡。他们非但没有不喜欢现代艺术,反而很有胃口。这使艺术家们有越走越远的欲望。

    沈:求新。

    曼:对,不断求新。

    沈:我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精英不在人民之上,而只是在人民之前,他们的身分需要由民众核准。这种核准过程在民主程序和市场经济中显而易见,但对於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一核准过程如何实施?

    曼:一种方式是说服或视图说服民众。艺术有表现力,因而使人有解放感(liberating)。艺术不一定要与美相连(一般意义上的美)。另一种方式是从政府或商业精英那里得到支持。商贾需要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里得到好的建议用以附庸风雅。

    沈:有些事看来只能是精英之间的。

    曼:对。

    沈:而你是时下美国敢对此直言不讳的极少数人之一。(曼斯费尔德笑)。商人从商、知识分子创造知识和公共意见、政治家角逐民主政治,这不光是你对自由社会的描述,也是你对自由社会本质的一种解释。这些精英和左派国家的激进运动中的精英有什么不同?

    曼:不断行动的借口可能导致暴政,因为你可以因此宣称只有你知道民众想要什么,相信什么,或应该相信什么。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发展必然地演 绎出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政党。一旦革命先锋队取消(真正的)选举,就是取消了自由主义要求的民众之共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直接或间接地都 声称通过科学的方式可以知道什么是有利於人民的。随後这就变成了作为人民唯一的代表的说辞。这样即压抑了人民,也压抑了其他精英群体的主张。这个过程冻结 了精英层,并容纳、允许他们挑选的那些人。你只能变得惟命是从,这也[反过来]造就恶劣的统治者。某些体制会制造恶劣的、压制性的、精神变态的统治者。

    沈:我初到美国时,看到一些代表弱势集团和贫穷阶层的政治人物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她)们实际和其他类型的精英没有什么区别。你 强调自由社会应该承认精英的抱负,给予他们监督,也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回报。少数和多数的区分,不仅是事实,而且是自由社会应有的区分。盲目强调平等实际上 可能会削弱对精英的监督和制衡。他们的精英地位,包括随之而来的报偿(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应该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基础上。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精 英,就没有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没有工商企业阶层,就没有活跃的自由市场;没有追求知识和思想的知识阶层、艺术人士,就没有科技、文化、思想和 艺术的发展。一个合理的社会,即一个保障自由的秩序,就应该相应地保障民主参政的权利、言论、探讨、思想、表达的权利、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与自由社会主 要的精英群体的活动相对应。

    曼:对自由主义者有两种制衡:一是在民众和精英之间–在健康的自由主义体制里民众对精英的制衡。你必须当选;你的产品有人买;[总之]你被核 准之後才享有影响力和威望。二是在精英之间。竞争与分权非常重要:政府权力安排成种种分支是美国政治的根本、自由社会的原则。《联邦党人文件》中有:“让 抱负平衡抱负。”但要做到,你首先需要认识到抱负的存在,而且总体大概来看,抱负[的存在]是好的。抱负可以是坏的,但也能是好的。

    沈:抱负好的表现在现代自由社会最为突出。传统社会的精英需要征战和掠取,过程是零值的;现代的自由社会中精英创造出的价值,而後他们相比於其 他社会成员得到更多的份额,过程是增值和比例分配的。向精英地位的提升必需通过共识。民主政治中的竟选,前提是每个选民的平等权利,当选不是靠血缘、种 性。这种民主原则是否可以推广到所有领域呢?

    曼:平等最好有个限度。

    沈: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文教领域不应该运用政治领域里的平等和民主原则?譬如在遗产问题上,在大学的招生和招教上的平权(affirmative action)?

    曼:这里有两件事是有利害关系的。一是个人的尊严,二是社会的进步。平等的设计要二者兼顾。你可以取消所有的遗产,国家在你去世之後查收你所有 的财产。这意味着每个人有平等的起点,因为这就等於每个人有同样的本钱因此平等地开始。但问题是,这否定了你对你自己的子女更感兴趣的事实。

    沈:但在政治领域不也是一样吗?皇室、贵族都曾对自己的子女更感兴趣,而民选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为什么经济领域不能照办?

    曼:我们必需对人之爱有恰如其分地处理。皇位继承是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给与你的儿女只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孩子;遗产是关於你是否能够把任何 [一部分]己有的财产传给你的下一代,这是不同的两回事。可能的办法是把继承的原则民主化,使你给予自己孩子的私产不多於缴纳给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这 种方式承认人的自私偏爱,而又不向其投降。这是一种理性的处理方法,但不太过理性而非人性。那种把我们对於家庭和下一代的偏爱剥夺的做法,使爱变成一个纯 粹抽象的东西。柏克(E.Burke)曾对卢梭有过很好的批评:他爱同类而恨亲族(“Heloves his kind and hated hiskindred.”)因为卢梭把他的几个私生子放在孤儿院,而他总是想着抽象的人类。以未来人类的名义对实在的人残酷使你看不到你爱的对象。自由主 义原则是抵触人之爱的,因为这是普适性原则。最好的办法是共识,是公民的共识(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公民应该具有一些常识,或是在投票时足够理性,不过理性并不是对他们的必需要求。

    沈:自由原则排斥人之爱是指人的自私部分吗?

    曼:人之爱是具体的。自由原则排斥人之爱是因为那是个普适性的原则,即看待他人如看待自己的孩子。任何偏倚都是不可取的。

    沈:请再多谈一谈你认为合理的方式。

    曼:共识是一种照顾人之爱的办法。因为共识是理性和非理性兼备的(包括你的意见、感情、和欲望)。如果你因为愚蠢、偏见而投票失误,并不等於你 的选票作废。象“平权录用”(affirmative action)这样的政策,只要有选民的共识就是好的。如果大多数人同意,我觉得让黑人平均那些他们 认为[以前只对]其他人的有利之处也未尝不可。但大部分人也可能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帮助黑人,甚至使他们更加依赖政府。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初、基本原则是 程序性–通过一种正当的程序来取得共识。(不光是左派,右派政府如尼克松总统任期都支持了“平权录用”。)

    沈:在一个自由的正义社会里,精英的行为要受到民众共识的牵制。但在一个长期受到奴役的社会里,简单的共识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结果。因为精英的一 些劣迹可能为民众视而不见(譬如消灭阶级敌人、或犹太种族灭绝)。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所幸的是这些社会内部总能产生一些反抗邪恶的力量。那么,这 些人是否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来促成最终好的共识?如果是这样,过程本身可能会有强制性。第二,自由的社会是否应该只涉不自由的社会,假设足够 的努力–诸如自由信息的传递–可以使非自由社会的大众最终达到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共识?这类问题直接指向自由主义作为普适性原则的根本涵义。如果自由 主义是普适的,如果以自由的名义就可以积机地做各种事情,那么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自由力量,都可以积机参与非自由社会的自由化。

    曼:这些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经验只有两个受奴役的社会变成了自由的和民主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转变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 当共产主义倒坍的时侯,其过程是和平的,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外部战争。所以在俄国和东欧,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没有改变。任何改变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共产党 人并没有遭受失败、重大损失、或被占领军惩罚。这是一个悖论,用和平的方式告别共产主义实际上从改变社会的角度来讲更加困难。这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揉合自由 的原则和民族的期望,使[自由的原则]看起来不只是外国的和西方的。特别是在俄国,[不要形成]“那是那些人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东西。”在东欧,共产主义 似乎更是外来的,而自由主义倒更是他们自己的。在俄国,(我想在中国也一样,)共产主义是依赖民族主义的。令人担忧的是,老的共产党摇身一变而成极端民族 主义,还可能是法西斯、黑社会式的犯罪团伙、甚至是街头上的那些横行霸道之徒。

    沈:回到自由主义者建立自由社会的问题。在中国,有些人–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认为在今天西方看到的自由主义不能催人积机行动。而在美国革命 中,自由主义是起了积机作用的。美国的建国者都是长於行动的人。他们的行动是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你能否就作为革命、作为解放的自由主义展开谈一谈。

    曼: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必须有自由主义的少数去推动,而不是坐享消极自由。(沈:其实消极自由的出现依赖於自由社会的存在作为其前提。)

    沈:你强调自由主义制度里的权利与精英阶层的对应。如言论自由可以使精英在思想、文艺、政治领域里发挥自己的能力。请你更进一步谈谈,特别是自由社会中大众与这些权利的关系。

    曼:你需要法律,法治是无论如何要有的。知识分子应用言论自由的方式与大众应用的方式很不同。但言论自由对於大众也非常重要。[言论自由]使你 在警察面前不必噤若寒蝉;使你可以答对甚至批评警察和官僚。你仍然需要法律,遵守法律、纳税。但你的(由法律保护的)答对权利使法律的精神更为自由、柔 性。这是自由的和不自由的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大多数人确实不对写书感兴趣;今天,他们甚至对读书不感兴趣(笑)。但人们不满意因为他们在陌生人、特别是 公权力面前的言论而恐惧。

    沈:那么产权呢?

    曼:我认为在产权问题上自由主义少数和民主大众之间也有一个重要的联系。产权当然保护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但也保护财产极少的人。一个人哪怕是 很少的私有财产不被政府剥夺对於他的自由和尊严至关重要。因为政府不能不通过法律而剥夺你的私产;而法律在根本上讲是有你的共识的。所以产权是重要的政治 权利。

    沈:有种与共产主义历史观不同的理解,认为财富是由商业精英创造的,尔後给予社会。大部分人从这些少数精英创造的财富中得益。如果这种理解成立的话,为什么需要把私有财产作为一种权利固定下来?

    曼:不是那些少数给予多数人,他们只是使多数人求知、谋生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你可以照顾自己和家人,这对你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意识至关重要。别 忘了那种虚弱、无力的个人的个人主义。你能够自己谋生;你不必需依靠某个特定的工作;如果你失去那个工作,你还可以找到另一个。这对你的自信很重要;意味 着你不依赖一个特定的上司或政府。

    沈:这些权利应该有限度吗?当财富太过集中时,(或者你不认为有所谓太集中的财富),是否需要某些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如反托拉斯法?

    曼:对。反托拉斯法是好的,倒不是因为解决过多的财富,而是解决过於集中而影响竞争的财富。

    沈:所以竞争是需要保持的。当市场不能保证竞争时,政治权力是否应该干预?

    曼:平等机会下的竞争非常重要。我在这方面不会排除政府干预行为。可能最好的方式是比例所得税制和遗产税制。不过我还是要提到,这些政策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选票。我对某一结果并不太关心。(民主党希望这样作,共和党不然。)

    沈:在更为激烈的变革过程中又是怎样呢?有些激烈的转型国家,少数掌握重权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派系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在突发的政治变革之中,积 怨已久的弱势阶层会剥夺和重新分配被巧取豪夺而集中的财产。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即偿还了以往的不公平,又打破了垄断、重建了竞争。但这种行动 也往往容易做得过分,不但会剥夺正当取得的财富,而且强调财富的绝对平均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逻辑中发展出来的所谓公有制,实际会培养出权力和财 富的新贵。

    曼:我们已经再也不作斯巴达人作过的事–消灭财富–使人们因为贫穷而诚实。如果你不消灭财富,那必定有些人会拥有财富。既然这样,还是让相 互竞争的集团或家族拥有,比一个集团好,特别是比政府拥有好。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来得出结论:相比富有的资本家来讲,政府官僚掌管财富更糟。因为官 僚掌管财富的竞争要少得多,而且他们比资本家更有政治权力。(沈:况且他们往往不是创业型的)对,他们缺乏创造性。总的来讲,财富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好 的,只要你能保障竞争的存在。

    一个政体的建立往往有不正当的行为发生,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基雅里强调这一点。对财产的没收行为和政策在美国建国时期也有,那些英国人之後 逃到了加拿大。针对你提出的这种问题,最为长久和稳定的办法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让那些不公平竞争得来的财产与真正的工商企业主竞争。这可 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当然没收政策和市场竞争机制也可以混和使用。

    沈:你认为在保障竞争的前提之下财富的不平等比索性消灭“罪恶之源”的财产更好。原因是什么?

    曼:斯巴达人的方式已经在现代不构成另一种选择。

    沈:他们的方式也有现代的翻版。

    曼:但那些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阻止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物品的欲望。只要更高的生活水平是追求的目标,经验显示,从经济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你都应该保持竞争。

    沈: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

    曼:原则上讲,我不支持对言论自由设置限度。但我不愿意看到如此多的色情(出版物)。很难有某种限度的管理而同时不侵犯言论自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要为言论自由而把一些消极的东西一起和积极的东西来接受。

    沈:是“必要的邪恶”。

    曼:可以有一些现实具体的解决方式。(比如关闭在波士顿“战区”的妓院;曼哈顿的分区法(zoning law in New York)等。)你可以[向某些言论]开战,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利。

    沈:言论自由的权利有时形成一种倾向:什么言论都是合理的。

    曼:这是一个文化战。有些知识分子要运用言论自由来攻击常规的道德规则。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和色情出版商形成联合阵线。他们虽然自己不看色情物, 但他们同情(smile on)色情业。这正是反色情法被排斥的原因–那些知识分子不支持[这类法律]。如果知识分子开始回到更健全的角度,[这种情况] 就可以改变。而只要他们仍然把言论自由看作是用来敌视常规,而自由意味着从道德中解放出来(liberation mean liberation from morality),[这种情况]会很难改变。

    沈: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今天的美国。

    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很多色情出版物是个有趣的现象。

    沈:自我的解放有一种打破任何边界的倾向。色情业虽然明显,但只是相对来说较小的问题。这种倾向是要抛弃传统,抛弃传统文化和常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尼采的超人。

    曼:是的,其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犯罪和错误决策。

    沈:我认为保守主义在这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一种激进的理性主义和一种保守的知性态 度的区别。你的著作中明确地体现出後一种态度。民主的选举权当然应该适用於每个人,但民主原则不能适用於每件事。结束权力继承、神权及其人间代表是现代政 治演变的根本。这并不意味着此原则自动适用於每一件事–即给无权者权利的永远激进过程(无论无权者是未出生的婴儿还是家养宠物。)对於一个向自由主义政 体变革的国家来说,必须谨慎考虑哪些方面要采取革命的变化,哪些方面不宜。可以说,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保守态度来检验自由主义原则,只变革那些必须变革的 方面。

    曼:如果民众是有非自由倾向的,强行自由主义是不对的。你需要慢慢引进自由主义,使人们看到其好处。但简单地强行自由主义(或某些自由主义的政 策),在今天的美国,或是俄国和中国都是一种挑战。你需要仔细思考什么要先引进。俄国和中国作了相反的选择。[虽然共产党的领袖并不是要引进自由主义。]

    沈:你认为我们今天所定义的自由主义是应该先引进的吗?也就是说作为反对非自由主义的那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安排:基本自由权利、民主代议制、程序正义等。

    曼:我认为这是开始时的途径,还要加上一些自由工商企业。

    沈:而自由工商企业所对应的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民主程序、法制一样,是政治权利。

    曼:是的,产权也是政治权利。你需要财产权来拓展其他权利的空间。

    沈:在法制保障之下的言论、财产、民主参与公共事务应当先行引进,而其他方面则要慢慢来?

    曼:在政治领域,越多的言论自由越好。在人民共识的前提下(譬如选举自由主义政党和自由企业政党),越多的经济自由越好。

    沈:请你谈谈你所关心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liberatarianism)?

    曼: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者(liberatarians)相信政府基本上是多余的。只有弱者才需要政府。这不正确,因为人人在[社会]集结和合作意义上都需要政府,不光是弱者。可以说他们忘记了托克维尔提出的不良个人主义问题,认为个人自动地就会很强。

    沈:他们把世界想成了一个工商企业人士的世界。实际上,政治在一个公正社会的正常运转中至关重要。

    曼:一个自由的社会是自治的。这意味着社会建立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不要政府。

    沈:请谈谈你对罗尔斯和新康德主义的批评。从康德到七、八十年代罗尔斯的“原初位置”,人被看作是理性的存在而忽略了他在实际生活中的位置和利益。你认为这是违背了共识原则吗?

    曼:他[指罗尔斯]太过具体,因而他忽视了共识的原则。他更关心政体,很少注意政策。

    沈:你对罗尔斯自由主义者,以及整个的左派都提出了批评:他们的那种理想主义实际上掩盖了他们公开的秘密:道德正确的欣喜(the joy of being right),特别是当他们成功的时侯,他们得到最大的回报–执政。

    曼:这和你先前谈到的那个关於“代表人民”的观点相似。道德正确的断言使你对自己的野心、以至你自己都视而不见。你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是获利 的。如果你清醒地承认自己的抱负或明确知道自己为追求荣誉而行事,那么你是可以在好的抱负和不好的抱负之间有所分别的,而不是装作完全无私。

    沈:诚心诚意的理想主义者是最为危险的(曼:对。笑)他们认为他们占有绝对真理,他们是无私的。我认为还是有些自私,因此自爱自重为好;因此自由主义制度会要求你通过建立公益而满足自私。

    曼:是啊,他们应该用好的方式投入自己;多多考虑自己而因此善其身。

    沈:在你的定义中,自由主义者的少数和民主大众的多数相比在哪一些方面应该投入,哪些不应该?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制度是需要一些比常规的私利更为宏大的抱负的。

    曼:有一种被小的野心掩盖的大的雄心。这种宏大的抱负试图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或是为你的人民创造持续的福祉。如果你的做法正确、成功,你可以因 此成名。所以,(这种做法)仍然不是无私的。这是一种善的私,一种宏大、诚实和可尊敬的私我。这不是那个担惊受怕、谨小慎微的私我,这是追求荣誉的私我。

    沈:这就是你强调的自由主义的抱负。非但如此,不足以满足这类精英的抱负。有人把精英看成与权力和权威相关,也有人把秩序和自由对立起来。由於 权力、权威与维持社会秩序紧密相连,所以按照这种思路,精英与自由隐藏某种对立关系。而我们今天的访谈在这个问题上开辟了另一种理解。

    曼:自由主义的抱负是为了建立保证自由的秩序。

    沈:谢谢你。

    (沈彤根据现场录音和补充采访笔记整理。)

    注解

    (1)哈维·曼斯菲尔德是哈佛大学教授,曼氏的Ambition一词,有雄心和野心的双重意思,可以译成企图心或抱负。

    (2)(圆括号)为原话中本人的注释、插话,[方括号]是整理编辑时为澄清口语而加入的内容。後同。

    原刊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之《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2000作者為容迪